文/张铁男
日前，《中国·通辽第二十二届草原文化百家论坛暨科尔沁历史文化高峰论坛》成功举办，群贤毕至，与会专家学者从多方面对“科尔沁文化”进行了深入解读。让我颇受教益与启发，遂将自己对“科尔沁文化”尚不成熟的想法草成此文，借以同大家交流。
将“科尔沁文化”作为研究客体，理应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尽可能清晰的界定。在研究实践中，相当多的人对此缺乏明确认识，导致大家在讨论问题时不能处于同一“界面”。所以，弄清楚“科尔沁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至关重要。
“文化”一词被大家在不同语境中约定俗成地使用着。有学者们的“文化”，有艺术家们的“文化”，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管理的“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最广义的“文化”，即人类社会活动的总和。举凡人类社会一切活动及结果均为“文化”，纯粹自然的东西不属于“文化”范畴，只有加诸人类活动才称之为“文化”。大体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层面。为满足人体生存需要的物质层面的东西也升华为“文化”，以其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尔沁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使用的概念。
“科尔沁文化”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解析：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
民族文化：“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科尔沁部始祖哈布图哈萨尔辅佐成吉思汗，功勋卓著，受封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子孙繁衍，析分出诸多部落。现在通辽市部分旗县，兴安盟全境、赤峰市部分旗县、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三旗、乌兰察布盟部分旗县、*巴彦郭勒蒙古族自治州、青海省绝大部分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等，均为哈撒尔及其后裔所属部落。占中国蒙古族人口接近三分之二。“嫩江科尔沁”是由始祖科尔沁部析分出来的一个分支，因迁徙到嫩江流域而得名。在明朝末年，向西南发展到西辽河流域。清初形成“嫩科尔沁十旗”。现在通辽市境内的科尔沁蒙古族基本属于科尔沁左翼中旗和科尔沁左翼后旗。
地域文化：“科尔沁文化”亦是地域文化。“科尔沁草原”就是一个地域的表述。在清朝初年，“科尔沁草原”包括现在吉林省的中部和西部、辽宁省的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广大地区。清末民初，随着“蒙地放垦”，大量外地人口涌入，设厅置县，不仅分割了科尔沁草原的面积，还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作为“地域文化”的“科尔沁文化”其文化元素的多元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文化：“科尔沁文化”亦是历史文化。一方面，科尔沁部落从始祖科尔沁到嫩江科尔沁，到现在通辽科尔沁，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科尔沁文化”还有其更高层次的归属性，即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支靓丽的草原之花。
综前所述，“科尔沁文化”是一个包含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多层面文化元素的综合体。我们在叙述“科尔沁文化”时就要兼及其复杂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角度看，始祖科尔沁部、嫩江科尔沁部时期的那种原生态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无法在现在通辽科尔沁人这里延续下去了。毡房、勒勒车和云朵般游荡的羊群，还有手执套马杆的骑手，这种牧歌似的画面，只能保留在艺术作品和我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了。我们当务之急讨论的话题是：如何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思维，使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能够适应新时代的社会要求，不断传承下去。
诸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项目之所以成为被抢救和保护的对象，无外乎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这些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失去了社会实践的生命之源，被时代所扬弃，如果我们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仅仅依靠着政策的保护，前途堪忧。
从地域文化角度看，通辽市位于西辽河流域的核心区域。西辽河流域是个自然地理概念，包括西辽河及其上游支流老哈河水系、西拉木伦河水系和乌力吉木仁河水系，流域面积总和约十三万平方公里，是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过渡带；是横贯东西的欧亚大草原丝路的东部节点；是沟通北方草原与中原的交通枢纽；是北方草原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及东北渔猎文化的交汇处。这种特定的地域区位，使西辽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成为东西南北各方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驿站”“大熔炉”。
考古学家们在距今约年至年的南宝力皋吐遗址发现了六种以上的考古学文化元素，证明在当时已经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西辽河流域已经成为多种文化交流汇集之地。“西辽河文明”被国家重点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为与“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绝非偶然。“西辽河文明”作为文化区域，并不与西辽河流域重合，“西辽河文明”核心区域在西辽河流域，其外缘超出了西辽河流域。
距今约三百多年前，“嫩江科尔沁部”向西南方向发展，其中一部分来到了西辽河流域，为“西辽河文明”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西辽河科尔沁部也在新的环境中形成了诸如“胡仁乌力格尔”“科尔沁叙事民歌”及科尔沁方言土语等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新的民族文化成果。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一方面，科尔沁部落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我们认知“科尔沁文化”提供了历史的视角，能够从更宏观的长时段去考察认知对象。从始祖科尔沁到嫩江科尔沁，到西辽河科尔沁，再到今天的通辽市的科尔沁，从历史深处走来，每一步都在“科尔沁文化”中留下了印痕，这是我们解读“科尔沁文化”的钥匙，有助于我们对“科尔沁文化”的理解，也会对我们传承和弘扬“科尔沁文化”有所启示。
另一方面，是如何评价“科尔沁文化”的历史地位。这需要另外的参照系。把“科尔沁文化”放到“西辽河文明”的体系里，放到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观照，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族文化元素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相结合，便形成了带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由各地区“区域文化”的“多元”合而成为“一体”，即：中华文化共同体。“西辽河文明”作为其中的“一元”，以其区位优势而形成的“混合文化”特征，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在文明起源阶段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在中古时期，辽王朝开启了“大中华”的历史新阶段，打破了“内中华而外夷狄”的长城界限；近古时期，蒙古族“嫩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联合建立了大清王朝。“满蒙联姻”使科尔沁部成为清朝皇室的骨肉至亲；盟旗制度使科尔沁部成为清王朝的北疆长城。清王朝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集大成者，科尔沁部参与了多民族共创中华的收官之作。从科尔沁草原走出去的孝庄文皇后、僧格林沁为大清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是为中华民族历史建立的不朽功勋。
把“科尔沁文化”放到“西辽河文明”这个区域文化的结构里，放到中华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观照，方能彰显出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才能充分评价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中，“西辽河文明”作为其中的“一元”，与其他诸多区域文化相比较，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具有“唯一性”。贯通东西、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和渔猎文化的结合部。区位优势使西辽河流域成为多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熔炉”。形成了集多种文化元素为一体的“混合文化”——西辽河文明。“西辽河文明”的重要地位在于：与中华文明同发展、共始终，在历史发展的各个关键点上，均起了重大作用，如早期文明时期，是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古文明时期，辽王朝开启了“大中华”的历史新阶段；近古文明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人联合创建并巩固了大清王朝，完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收官之作，红色文化时期的辽沈战役，可谓是新中国的奠基之战。“西辽河文明”参与了多民族共创中华的全部历史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最真实、最典型的历史例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西辽河文明”就是最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西辽河文明”就是国家颁发给我们的“金字招牌”。
重视“西辽河文明”的研究和宣传，打造“西辽河文明”品牌与宣传“科尔沁文化”，打造“科尔沁文化”品牌并不矛盾，两者不是对立和“否定”的关系。西辽河流域如同一个历史舞台，一波又一波的人们轮番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剧。一万多年前的“上窑人”、八千多年前的“兴隆洼人”，六千年前的“红山人”，还有“哈民人”“南宝人”，一直到一千多年前的“契丹人”，三百多年前的科尔沁人。在西辽河文明这条历史长河中，上游是“红山文化”，中游是“契丹文化”，下游是“科尔沁文化”，都流淌在“西辽河文明”这条“河槽”里，而“西辽河文明”又是“中华文明”这条历史文化长河的重要支流。
通辽市多年来致力于打造科尔沁文化品牌，成果丰硕。弘扬地方特色文化，提升软实力，拉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文化资源，就要站位更高，视野更宽，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史的大背景下，观照“科尔沁文化”，阐释“科尔沁文化”更深刻的历史内涵，弘扬“科尔沁文化”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让这朵中华文化百花园里的草原之花绽放得更加靓丽。
张铁男，土生土长的通辽人。和每位通辽人一样，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热土怀有浓浓的乡愁。多年来，他持之以恒地专注于乡土历史文化的学习和探究。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迷茫困惑而逐渐清晰，初步形成了自己对家乡历史文化比较系统的学术观点。把通辽市的历史纳入“西辽河文明”体系里解读，放到中华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观照。著有《西辽河文明论纲》《西辽河文明概说》，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科尔沁文化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思考。
图文原载：西辽河文化
原标题：说说“科尔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