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如何治疗最好 http://m.39.net/pf/a_4302821.html新昌县是浙江省的宗教工作重点县，佛教历史悠久，东晋时期高僧云集，成为佛教大乘般若学研究中心，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近年来，新昌县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联手，开展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研究，在挖掘文化积淀、赋予时代内涵等方面不懈探索。自年8月起，由国家民宗局主办的核心期刊《中国宗教》连续刊登“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文章，分享新昌的佛教中国化历史传承与当代实践。
新
昌
佛
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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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系
列
之
二
略论新昌作为佛教中国化
重要发祥地
的三大要素
文：邱高兴
古
剡溪沿线，今浙东新昌一带，是佛教中国化转型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一区域佛教弘传早、佛教中国化探索较早、佛教思想与中国诗歌文化的结合较早，推动了佛教义理和信仰中国化的进程。
剡东初弘：
佛教在新昌的传播较早
佛教在浙东区域的传播，缺少较早期的文字记载，但考古发掘的陶瓷制品，可说明当时这一区域已有佛教传播，如：在嵊州市浦口镇大塘岭发现的“嵊M”吴太平二年（）青瓷器谷仓罐上塑有11个人物，其中右边三人和北面三人，均头戴尖顶小帽，突目、高鼻、口微张，侍立，发掘者判定这六人应是僧人；同在嵊州市浦口镇大塘岭发掘出的永安六年（）东吴墓三足樽，铺兽之间为三尊盘座佛像；出土于绍兴一带的长22厘米、宽12厘米、厚4.7厘米的佛画像砖，其“佛像饰于墓砖侧面和端面，着长袍，立于莲花台上，有项光。”据铭文记载制于三国时期吴国的“建衡三年”（）。此外，尚有20多件出土陶瓷品的图案，据发掘者解读也有佛教背景。因此，结合史料中三国时期吴国支亮、支谦、康僧会在江南传法的记载，剡地有相当程度的佛法传播是可能的。
相传西晋太康年间，西域高僧幽闲卜筑于新昌县西南，号新建寺。东晋时期，在新昌的石城山、沃洲等处，已经聚集了一批以禅定修行或般若学研习为中心的高僧群体。以禅定知名的最早有帛僧光、竺昙猷等。帛僧光在晋永和初年（）来到江南，栖止于石城山的石洞，此处成为石城山的第一座寺院隐岳寺。竺昙猷是敦煌人，勤修苦行，后至江南越地，先在新昌的石城山乞食坐禅，后到赤城山，又在天台山石梁和万年寺留下足迹。其所住地，皆有神迹传世。般若学的弘传除了竺道潜和支遁外，尚有于法兰、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等，众多高僧齐聚于剡东石城与沃洲一带，或隐居修行，或讲法论义，为佛教在新昌的早期弘扬创造了条件，为佛教中国化探索奠定了基础。
支竺遗风：
佛教中国化在新昌的探索较早
驻锡新昌的高僧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竺道潜和支遁。竺道潜，字法深，相传为丞相王敦之弟。他于西晋永嘉年间避乱南下，并隐居于沃州一带。支遁，字道林，他初隐余杭山，25岁出家，曾居苏州支硎山，在新昌一带活动时间较长，是佛教中国化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构成了“六家七宗”中“即色”一系。其“即色游玄”思想体现了佛教般若思想的中国化探索。
支遁对般若思想的理解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曾撰有《即色游玄论》《释即色本无义》两篇文章解释其“即色”思想，可惜今皆不存。单从标题分析，“即色”谈论的是色空关系，“游玄”探讨的是类似庄子逍遥游之观念。支遁“即色”之说，按吉藏《中观论疏》的记载，主张“不坏假名，而说空相”，并认为其说与道安“本无”之说区别不大。“本无”之义，是当时般若学的共同主张，汤用彤先生曾说：“本无一义，执者甚广。广义言之，则本无几为般若学之别名。”结合支遁“赖其至无，故能为用。夫无也者，岂能无哉”的表述来看，支遁和道安“本无”思想的局限性就在于受到了道家“本无”观念的影响。
“游玄”是道家式的表达方式，这和支遁对《庄子·逍遥游》的新解有密切关系。他对《逍遥游》的新解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逍遥”的至高准则在于至人之心。支遁认为“逍遥”是大道，是至高无上的“至人”之心，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准则。这个准则，不局限在大鹏翱翔于天空的自由中，更非燕雀在屋檐下的欢叫，这些只是欲望的适度满足，是短暂的快乐，而非永恒的自由与逍遥。“逍遥”不是适性而乐，不是自得其乐、安于现状，而是超越欲望，摆脱世俗世界束缚后的解脱与自由。邓联合在其《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与承继》一文中评价：“归根而言，支理之所以能超拔于向郭义，正是由于其中开显的佛教视域。”
第二，支遁的理论之新表现在他引用佛教般若学思想解释庄子的“逍遥”。支遁认为般若类经典的核心在于“至无空豁廓然无物者”，其中关键在于“至无”，即般若之空。廓然无物，既有道家“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的超脱物外逍遥本义，更有“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的般若智慧、佛法新意。
第三，支遁还引用了般若思想中的“空、无相、无住”思想，指出“夷三脱于重玄”。“三脱”即三解脱，即空、无相、无愿。当然，支遁对空的理解，并没有达到僧肇的水平。不过，支遁曾对当时大小品《般若经》做过对比研究，对般若类经典相当熟悉，只不过他的表述大量借用了魏晋玄学的形式，如将“空”当成“无”来阐述，这种玄言式的般若思想阐释，更适合当时士大夫阶层的胃口，这也是支遁被他们奉为座上宾的重要原因之一。
诗佛一体：
山水诗形成“得空王之道助”
佛教修行亲近自然空寂，远离人群聩闹的遁世趣向，构成了山水诗形成的内在之源头。佛教经典《法镜经》主张修行人应居山泽：“居山泽者解诸谛；居山泽者知诸阴，以滑制诸情，以禽诸进入，不忘忽道之意；诸佛所赞，众圣所称誉，欲度世者所事也。居山泽者以解一切敏智之方术也。”
居住在新昌石城山和沃州山的两大高僧群体，同样是受寂静自然风光的吸引在此修行。作为在此修行隐居的名士高僧，支遁也常被视为山水诗的先驱，其对山水的描写摆脱了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倾向。清人沈曾植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曾对此评价说：“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又说：“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将支遁看成比谢灵运更早的山水诗开创者。支遁本人的诗作不多，但因其与当时的士人交往颇为密切，其咏山水，寄言空无的文学风格对许询、孙绰、郗超、王羲之等产生了一定影响。
继支遁之后，僧人创作山水诗者也有不少，如慧远、帛道猷等。帛道猷，又称白道猷，所居之地或说为若耶山，或为沃州小岭，位于浙东区域。他的诗歌借自然山水展现了隐居山林的修行生活，颇有老庄之气。支遁、谢灵运等人所开创的山水诗之风，历数代而风靡不绝，唐代时更有王维、孟浩然等人慕名游历浙东，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赋。中唐时期的僧人皎然、灵澈、齐己、贯休、灵一等，也将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与佛教义理结合，形成新的诗歌形态。因此皎然在《诗式》“文章宗旨”中说：“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故说“得空王之道助”，是山水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
综上所述，位于古代剡东区域的新昌，因佛教传入早，“剡中佛事甚盛”；高僧云集，佛教般若思想与老庄思想互相激荡，佛教中国化探索较早；高僧名士纵情山水，借诗名志，寄言空无，开创了山水诗在浙东区域的流行。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新昌作为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的基本元素。
[作者为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ZJ）；浙江文化工程项目（）；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GH）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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