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情节并不复杂，多是散文性的纯美的平铺直叙。“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一句苍凉的自白奠定了故事的基调。鄂温克猎民部落最后一任酋长的妻子以她的百年视角，阐释了这个原始生产模式的民族从深度融入大自然到与现代文明相磨合的历程。与森林同生共存的原始狩猎部落的人们，“生死”和“婚姻”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每个人都在用青春和生命诠释这两个问题。孩子们听着父母在夜里呼出的“风声”长大，到了少年少女的年纪，最重要的事情是与心爱的人一起呼出自己的“风声”，接下来的人生中最奇妙的事情是再听着自己的儿女呼出他们的“风声”。作品中对“风声”的大量描述无疑是极美的，借由“风声”这一意象别出心裁地表现鱼水之欢的愉悦，将人类繁衍彻底融入自然的和谐之中，每一个新生命都乘风而来，必然也会融化在大自然里。正如书中的“我”所言，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作者极力运用多种手法浓墨重彩地表现“死亡”，被冻死在驯鹿上、坠崖自杀、为保护他人而被熊咬死、顺河流而去、被“跳神”献祭……其中也有不失荒诞的死法，然而作者虽然运用大体量的创意和大篇幅的笔墨塑造人们的死亡，但其本意并非为了勾起读者的悲悯之情，而是以相当冰冷却深情的笔触，体现自然对鄂温克民族的包容与矛盾以及鄂温克民族对自然的依赖和抗争。在鄂温克民族眼里，生命脆弱的本质在于大自然的威严，人类向自然索取，也要为自然付出代价。死亡并不可怕，相反，死亡正是对于人们“个性”的证明，灵魂回归大自然的方式是对其生命最具诗意的阐释。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自然的侵害，意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忤逆的鄂温克人学会了祈求神明，祭神是他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环节，也是整部作品最具浪漫神秘色彩的情景。书中鄂温克人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多是“山神”“树神”“雨神”“玛鲁王”等与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相关的神。当他们食用熊、灰鼠等动物时也会有相关的祭祀和习俗，这些仪式的宗旨是让这些动物的灵魂以为吃掉他们的不是人，而是其他动物。这种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以神学眼光来看，是人类对生活中无法解释的现象的功利化想象，万物的灵性都被冠以人性的特点，人类会用自身的思维模式对待万物，与万物做交易，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本书最精妙之处在于突破了传统神学的原始人类生命力和想象力的裹挟和轻视，迟子建的笔下大胆地设置了“萨满”这一的确拥有神力、能证明神的存在的角色。每个鄂温克部落都会诞生的“萨满”，是连接人类与“神”的载体，身上附着人性和神性两种灵魂。“萨满”的存在对部落来说既是幸运的先知，又是不幸的符号。人们若想向神索取援助，就得向神支付祭品，欲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必须用另一个人的死亡来交换。这种残酷的守恒对每一个“萨满”来说都是人性与神性之间痛苦的较量。就像妮浩萨满的每一次跳神，几乎都要以自己的孩子作为献祭，这种锥心的痛苦在妮浩的人性面前尤为可怕，但在大自然赠予的神性面前却是公正严肃的。迟子建将这位妮浩萨满塑造为一个大爱无私、舍己为人的女人，其人性化的一面本身就足够高洁超凡，是最突出迟子建笔下人类原始的“真善美”的塑造，是离人类祈求的神明最近的人，也是原始人类对“圣人”最初的定义。“萨满”这一超现实主义的设定充分而精到地表现了迟子建对人类原始性和大自然的尊敬与崇拜。从山洞草舍到摩天大楼，从母系氏族到如今的国家形式，始终在不断发展进步。因此人类是骄傲的，对自己的历史陈述也在字里行间洋溢着自豪之情。如果将人类了解、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叫作社会发展的正效应，而把征服大自然过程中产生的精神危机和资源流失称为社会发展的负效应，可以看出二者几乎是同行并进的。但当人们谈述历史时，往往会将注意力放在肯定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上，忽视掉背后付出的代价。进步的福利与代价、社会正效应与负效应是客观存在的。每一种进步皆是与艰难中曲折前行，矛盾和冲突所致的伤害不可避免。迟子建把握住了这种发展的矛盾，以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记录下一个文明的消逝历程。对大自然的绝对崇拜让鄂温克猎民冲破了对生死的畏惧、享受着生命延绵不绝的繁衍、得到自然的保佑、创造瑰丽奇妙的民族文化，他们从中获得了幸福，是人类自然发展出的一种生存样态。然而现代文明将人类的生存方式同质化，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被视为“落后”的民族文化，从人类历史上一点点消减乃至灭绝，那些民族的幸福也一点点被文明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正像书中所记录的，供销合作社和激流乡等现代管理方式的闯入及发展大大降低了打猎的必要性，与森林中的生灵渐行渐远；林木工人对森林的开发和破坏摧毁了他们对自然的信仰，使其精神变得无所归依；神圣的驯鹿被圈养，人们的虔诚也被锁在了坚固的城镇之中；那最神奇的“萨满”神力仿佛也敌不过现代医术的便利，逃离了森林，不再与人类进行一换一的直接对等交易。世界高速的现代化进程正在进一步腐蚀越来越多脆弱的文明，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人类精神危机、自然资源危机等负效应也被人们日益见证和重视。这也同样是为何我们提倡在文化同一化的大趋势下，用各种方式尽可能挽救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它不单只是为了丰富世界文化的种类供人们观赏和再创造，更重要的是每一种文化特色背后蕴藏着一种神秘却有强劲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它们的诞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规律，都是利于当代人民解决当下社会矛盾的依据。对落伍者的共情绝不意味着否认时代的发展。基于这一点，需要有人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去记录他们。历史不仅仅是也不应仅仅是成功者的传记，也应包括失败者的历程，以供后人借鉴反思。历史不是符号的简单堆砌，而是人类的前赴后继的文明赓续。人人都可能成为成功者，也可能沦为被历史车轮抛下的无辜者、失败者，甚至牺牲品。我不希望将来后人对落伍者的叙述仅仅是“传统旧社会的符号”“进步者需要处理的历史包袱”，而是在时代中奋斗过、挣扎过、迷茫过、生活过的个体存在。我无比尊重、崇拜能够把这些人记录下来的人，让历史有了他们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符号”的存在。我们要有一种尊重他们作为“人”的历史叙述观，对人类历史的前赴后继报以悲悯和警惕，在追逐进步中永远不要忽视“人”的存在，不要草率傲慢地简单区分进步者和落伍者。令人振奋的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人，她将一代被逐渐吞噬的文明定格在了人类的记忆中。《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狩猎文明的描绘无疑是美的、神秘的、圣洁的，我们之所以对这样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报以如此温情而向往的目光，也是因为不论人类社会发展至什么状态，人性深处潜藏的对美、对真、对爱、对善的渴求是亘古不变的。迟子建将鄂温克民族的美、真、爱、善用优美忧伤的文字铺陈开来，使读者不得不去思索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文明的侵蚀是多么令人惋惜。对代价有预判，才能对成就有把握；给历史以同情，才能予未来以敬畏。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