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光下的世俗生活
孤悬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千余年来古代中国文化交流的陆上要道和中古宗教艺术宝藏。自王圆箓道士发现藏经洞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那曼妙而妖娆的伎乐天总是在飞流的黄沙上翩翩起舞，极尽妖娆。而当下，作为全球语境和资本市场框架下的人类生存实地之一的敦煌，又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姿态、生态样本和世俗生活？这四海仰慕的文明显影和宗教记忆又如何能够在漫漫流沙中不致被淹没和消失？
1、悠久与瑰丽的暗损
敦煌悬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南靠祁连，西邻塔克拉玛干，东峙三危，北望北塞山。公元前年，霍去病引兵六万，出陇西，往河西接应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因了浑邪王的反叛，而使得匈奴遭受到了自漠北以来再一次的惨败。霍去病之军以闪电之速，在焉支山痛击匈奴临时王庭，俘获名王及单于阏氏、王子、骨都侯及部众上万人，牛羊超过二百万头。匈奴族众一路高唱：“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悲怆古歌，一路向西奔逃。
同年，汉政府在河西设立武威郡、酒泉郡、张掖郡和敦煌郡。次年，郑吉倡议并促使汉武帝在安西设置都护府。至此，敦煌正式纳入大汉版图，而这里最先居住和若羌民族，却在霍去病之前，被先前居住在这里的月氏、大宛、乌桓、丁零等国家和民族驱逐到了祁连山以南及葱岭以西地带。随后，匈奴冒顿和老上两代单于对大月氏的大规模打击，比汉对匈奴的打击更为凶狠和惨烈。
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强大一时的匈奴由于内部分裂，单于并立，而自我削弱，逐渐被西汉各个击破，最终西迁内融。再百余年之后，匈奴便在这片地域上销声匿迹。从冒顿到呼韩邪单于，三百余年的历程，敦煌大抵是在刀锋和马蹄，鸣镝和鲜血之中渡过的。直到北魏拓跋氏横征河西，慑服四夷，再而南进入主中原，佛教经由丝绸之路而进入中国，并迅速影响和渗透，使得敦煌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种于世无匹的风采与光芒。
公元年，一个叫做乐僔的和尚，饥渴欲昏厥之时，忽然看到了三危山的奇异佛光。对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说，安身立命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三危山的地势，正好暗合了乐僔的某种心灵与宗教要求。这一个在三危山凿绘佛龛的人，无疑使得敦煌这个兵戈与西域的前沿阵地，拥有了另一种力量。而笃信佛教的北魏王者对三危山的大力附和，使得莫高窟真正兴盛起来。
散落在敦煌四周的佛龛，像是一个巨大的磁铁，将崇尚“以力为雄”，而又渴望心灵抚慰、乃至相信因果轮回的西域民族一一吸附了过来。再加上针对不同民族不同的习俗及精神要求而修正演变的佛教一再流播和东进，使得莫高窟越来越兴盛。北魏、北周至宋元，莫高窟从高蹈的宗教到历代王公贵族的崇佛开窟，从书生商贾的吟诵到平民族众的积极参与，进行的是一种潜移默化，而又虔诚无比的演变和兴盛。而明清之后的败落，乃是无人问津，使得莫高窟出现了空前的冷落局面，而明到清末，及至解放前，莫高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流民草寇的巢穴与避难地。
应当说，是那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发现了莫高窟迄今为止的核心及其更丰富的储藏；随后的斯坦因、伯希和、科兹洛夫、大谷光瑞、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乃至中国晚清学者刘鹗、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师培、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等人开创了敦煌学。而刘半农、蔡元培、董康、胡适、张大千、季羡林、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的研究、来到和接力，使得敦煌学成为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强大存在。
大致是因了太过干燥，莫高窟才在中国之偏僻一隅而独自兴盛抑或落寞孤独了一千多年。但从地质结构上说，三危山的确不是佛教徒们最为理想的开窟绘佛、弘扬佛法、晨声暮鼓、消解光阴和修心养性的理想之地，此地为粗砂与黄土混合地质结构，若是三天以上的雨水天气，整个莫高窟便会轰然化虚。
现在的莫高窟约有洞窟窟，壁画约平方米，彩塑余身。在文革年代，敦煌学研究也和其他门类一样，没能逃过被迫停止的命运。近些年来，莫高窟每年迎接的中外游客数以近百万计，但由于人会呼出水汽、二氧化碳，提高洞内温度，及由衣服带进孢子等造成污染，为了保护或者延缓壁画的耗损和毁坏进度，大多数游客们有机会看到的只是从各个朝代的石窟中挑选出的有代表意义的8到10个洞窟。
现在，空鼓可能是莫高窟壁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当然，还有由于水汽和盐造成的壁画恶化问题。这些大都肉眼看不到。譬如：水汽渗透后，壁画里的盐分就会溶解，然后重新结晶。另外，最严重的问题是空鼓，因为壁画是画在一层泥皮上的，泥皮直接粘在岩石上……壁画逐渐从岩石上脱离，形成了壁画与岩石之间的空隙。
在瑰丽的艺术面前，人的叹服远远没有壁画本身如何长期存在更重要，也更富有意义。但在莫高窟，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往往是他国，比如来自日本、韩国、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地的游客，在莫高窟，始终怀有一种惊奇、叹服、欣赏和研究的目光，而国人大都“到此一游”，跟在导游身后，匆匆观看，在雷同的解说中嗯嗯哦哦，一脸匆促的肤浅和满足。
尤其是5月至10月之间，莫高窟游人如织，肤色不一，在攀爬、走动和仰望之间，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很多人坐在莫高窟下，在面目颓败、形容憔悴的莫高窟下，坐在石凳上休憩。数十株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杨树，冠盖及其庞大，粗大的腰身表皮龟裂，大半枯干的枝桠犹如昔日匈奴的长刀利箭，夹杂其中，给人一种极度不和谐感。不远处的宕泉河内，除了水流的痕迹，便只是大小不一的卵石和粗砂，夏天，临近拱桥之处，仅仅有一汪腐烂了的水，遍生绿藻，且散着一股发臭的味道。对面山上寸草不生，渺远的戈壁起起伏伏，苍茫无际。
2、漫漫黄沙中的城与乡
在敦煌市区，可以看到的是作为该市标志的“反弹琵琶”，一位雍容华贵而又体态曼妙的伎乐天站在白昼和夜幕当中，以绝妙千古的姿势和征服众生的音容，屹立沧桑时光和漫天飞沙。无论是哪个角度仰望，都是含蓄、韵致并且优雅的。由此，可以使人想到极度辉煌的大唐王朝，也可以想到盛世时西域开放的艺术和自由的生活。
夜晚，走到敦煌市区，繁华的车流和熙攘的人群，豪华的建筑和缤纷的彩灯，到处都是和谐的气氛。尤其是夜市，灯火如昼，不同口音和不同肤色的人们穿梭其中，坐在一起喝啤酒、吃烤肉，或者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摊前观赏浏览。令人浑然忘了这是一座置身于库姆塔格沙漠与戈壁之间，备受风沙和干旱侵袭的西北小城。
与夜晚的豪华相比，白昼的敦煌有些落寞，豪华酒店背后，隐藏着的是低矮、灰败的黄土房子。房顶落满灰尘，杂物堆放在院落之中。除了市中心两条主要街道外，四处空旷落寞，灰头土脸。唯独屹立于市中心的“反弹琵琶”的伎乐天依旧容颜不改，极尽曼妙和妖娆。
敦煌街道上，疏密有致地铺设了取自莫高窟的古币、飞天、莲花等各种各样的图案。成群结队的游客，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各种饭店招牌，给人一种极度繁华之感。但这是4月底到11月底最为常见的情景，在开春和暮秋时节，长驱直入的西北风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奔驰而来，携带着黄色的沙尘，甚至粗大的石子，从戈壁到城市，将敦煌笼罩其中。
但敦煌人却是自豪的。随行司机赵师傅说：“敦煌不仅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说这话的时候，赵师傅一脸的骄傲和满足。该市文化馆馆长方建荣说：“敦煌是人类的敦煌。在敦煌生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敦煌报》总编刘学智说：“敦煌让我安心，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中国敦煌人！’”青海油田小说家曹建川说：“敦煌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看不到但实实在在，不可捉摸而又清晰无比。”这大概是敦煌土著和外来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姿态和内心觉悟吧。
驱车到向西五十公里的汉代遗址阳关，沿途都是戈壁，稀疏的骆驼草、沙篷和红柳被黄沙簇拥，枝叶打卷，神情委顿。到南湖镇后，沿路都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农家园，砖砌的房子，整洁的院落，给人清爽心悦之感。这个乡的农民以种植葡萄为主。满院子的葡萄形成大片的绿荫，即使炎夏，坐在其中，不消五分钟，便觉得了沁人心脾的凉意。葡萄园之间，还夹杂了唐菖蒲、芍药和牡丹等花卉，姹紫嫣红，既是点缀，也是一种生活情趣。
该村的一位姓李的老人说：“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失败而归，被汉武帝拒留在敦煌，就驻扎在我们这里，四年后再远征，有的兵佐并就地娶妻成家，这个村子的人，大都是戎边人的后代！”老人还说：“我们这个村子是敦煌最靠近沙漠的，别看阳关上面干得石子都发光，可50年前，下面的水可是多得很哩。”
“阳关乐”农家园的主人赵力强说：“村里种的葡萄大都卖给专业的酿酒公司，可收入两万元左右。夏天时候，来阳关旅游的人多，开个农家园，好一点的可以收入五万多元。生活还算滋润。”说完，便呵呵笑了起来，一脸的满足和得意。而处在南湖镇南侧山顶上——有关无城的阳关故址，现在已经是一片荒芜的废墟了，除了可以在沙土中翻检出一些秦砖汉瓦、残罐破陶之外，便是一派苍凉的空茫。
而在靠近敦煌机场的莫高镇，更多的田地用来种瓜。这里的沙土地生长的甜瓜、西瓜、哈密瓜和白兰瓜、黄河蜜等尤其著名，亩产两万公斤以上。有些农民，种田和生意两不误，到旅游旺季，便拿些土特产品到景点兜售，一年下来，也能赚到几千到上万元。因为距离敦煌市区较近，在政府的倡导下，不少农户搭起了塑料大棚，种植的蔬菜品类较多，在内地能够吃到的，敦煌几乎都有。
距离景点较远的村镇的农民主要以种植棉花为主。据介绍，这些年来，棉花价格看涨，销售渠道又多，平均每户种植5亩以上的棉花，可卖到2到4万元。但与之相对的问题是：种植玉米和小麦的明显减少，其产量也远远落后于棉花、蔬菜和瓜果。
冬春两季，敦煌相对落寞，许多宾馆到四月初才开门营业。这一阶段的敦煌市区，人们大都沉浸在走亲访友、喝酒品茶的安闲生活当中。而乡下的农人却闲不住，三五成伙，到敦煌包揽装潢等活计，工钱一天一清，算是挣个零花钱。到农忙季节，则俯身田地，侍弄庄稼。还有些年轻人，由政府组织，向江苏、天津和北京等地输出劳务。目前，敦煌在外打工的人总数在以上，大都春节出门，到年根才回到敦煌来。
3、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悲与痛
从敦煌市区西去50公里古阳关之下，有一汪碧绿的水泊：渥洼池，古名寿昌海，传说中的天马故乡。汉武帝元狩（前年），河南南阳新野一个叫暴利长的小官吏获罪后，被放逐至此。某日，于众多的斑色马中发现了神骏异常的天马，进献汉武帝之后，汉武帝大喜，取名为“太乙天马”，并作诗颂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而古代的寿昌海、天马故乡渥洼池，已经堆满了金黄色的沙子，与库姆塔格沙漠融为一体，再也看不到暴利长当年牧马时“水草丰茂，落霞入湖；黄鸭嬉游，群马探水”的盛景了。
发源于祁连山的*河，*河为疏勒河水系之一，也叫玉女河（传说是玉皇大帝的女儿玉女公主开凿出来的）和都河（意为堵不住的河流）。自古便是敦煌的母亲河，早先聚居在这里的若羌民族，他们也像匈奴、月氏、乌孙、乌桓人一样，逐水草而居，在偏远的敦煌，度过了几个世纪的游牧与争战时光。
上个世纪六零年代，当地政府在距离敦煌市区40公里的*河中段，修建了水库。溯已经干涸了的*河古河床而上，越过浩瀚的戈壁沙海，在鸣沙山和青石山接壤之处，碧绿的水中透出丝丝雪意，四周群山峥嵘，雪峰倒影；沙山高耸，界线分明。
据上年纪的村民杜敦煌说：他还很小的时候，*河经常爆发山洪，十多年的时间里，下游的村庄被冲毁了好几次。现在不但见不到山洪，河水却越来越小，还不及当时的十分之一大。现在，敦煌20万人口吃用及农田灌溉都依靠*河水库。面对这种严峻的状况，敦煌市委和政府制定了详尽*河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措施，在*河及敦煌市区周围，种植沙枣、红柳、梭梭等抗旱植被余亩，修建人工水渠多公里。
该市市委宣传部的小张说：现在的敦煌是甘肃的一个县级市，50年来，由于人口逐年增多，资源需求进一步加大，敦煌的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湿地急剧萎缩，天然植被沙化现象严重。库姆塔格沙漠每年以0.5公里的速度，正在吞噬村庄和田地，而作为著名旅游景点的月牙泉水位每年以0.3毫米的速度持续下降。而两侧黄沙纷披的沙山却越来越高，从山顶俯瞰，敦煌，这座沙漠之中的绿洲城市，就像是孤独的坚守者，四面黄色的沙漠和铁青色的戈壁，以喧嚣和平静的姿势，向着敦煌市区和莫高窟步步进逼。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樊锦诗先生在《为了敦煌的久远长存》一文中写道：“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文物的不可替代性和其本身不可抗拒被破坏的特质。而文物保护的目的就是延缓文物的衰老过程。因此，预防文物病害的发生就成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更高目标。”2年12月，甘肃省出台了首部地方性专项法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自此，莫高窟前大泉河东岸到石窟崖沿起向西延伸两公里的区域、莫高窟向北延伸至省道线11公里里程碑处，甚至以公路为中心向两侧各延伸3.5公里的区域——莫高窟进入了法律保护时代。
同年，樊锦诗院长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利用数字技术全面展示莫高窟的自然历史背景与洞窟内容的游客服务中心，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游客在洞窟内滞留时间，缓解因游客逐年增多，对壁画的威胁。现在，站在窟顶，一眼望去，“A”字型尼龙网栅栏、麦草和棉花秸方格织就的大网，以及南北绵延２公里的沙生植物林带，将风沙有效地稳固起来。与最初的清理积沙相比较，这种治沙方式显然是一种更为主动。在此基础上，敦煌研究院正在酝酿和建立一个由工程、生物、化学措施组成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防护体系，以更有成效地阻止流沙对洞窟和壁画的损坏。
但正如上文所言，仅仅阻止流沙是远远不够的，壁画自身的病害也相当严重。5年以来，莫高窟游客日流量峰值达到0至人次，随后的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还会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一个令人时感悲痛但却又无可奈何的客观问题是：即时莫高窟现在不接待任何一位游客，壁画本身也在不断衰老甚至脱落。附近的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也存在这类问题。不难想到，数十年上百年后，莫高窟便会成为一眼眼空洞无物、满目凄凉的石窟，那些博大精深的艺术，栩栩如生的宗教壁画——伟大的艺术终究也不会逃脱时间的冲洗和消磨。
对于莫高窟的石窟和壁画而言，空气越干燥越好，壁画保存得也就越为长久。但对于敦煌生态来说，根本的命脉是水。据介绍：敦煌地处盆地，周边地区连降大雨，敦煌内却滴雨不见。近五十年来，敦煌从来没有2天以上的降雨天气。7年6、7月间，敦煌市委和政府采取人工干预的方法，成功降雨达11.5毫米，相当于*河水库将全市农田全部灌溉了一遍。8年1月，采取同样方法，成功降雪达5厘米之厚。
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敦煌也和河西地区的大多数城市一样，水是制约发展和威胁生存的首要问题，保护生态与保护艺术同等重要。目前，旅游仍旧是敦煌的龙头产业，每年接待中外游客达50多万人。7年创历史新高，为60多万人。仅莫高窟一处，年纳税在万元以上。月牙泉鸣沙山管理处杨主任说：“7年夏天，几乎每一天都有40万元左右的门票收入。”
4、每一个人的敦煌
从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向西，到瓜州，再向西南方向，沿路的村庄大都隐藏在戈壁黄沙之中，雄峙于戈壁之上的三危山就像是一头衰老的卧狮，皮毛尽落，全身黑斑，看起来极度颓败。进入莫高镇，落在盆地之中的村落在稀疏的树木中悄无声息。与同坐的一位先前在张掖一所学校读书，医院实习的朱姓女孩攀谈，问起作为敦煌人的感觉，小朱说：“相比较，在敦煌肯定比在张掖、武威、酒泉生活好。原因有两个，一是敦煌人口少，经济收入、城市建设和生活质量虽然比嘉峪关稍微差点，但在河西，敦煌无疑是最好的城市之一。二是敦煌的生活相对安闲一些，大都有一种自给自足、乐于一隅的地域习性。”
当我问到有没有因为世人向往和瞻望的莫高窟而感到自豪时，小朱说：“这倒没什么感觉，大概是生长在敦煌的缘故。或许，那些靠名胜古迹近的人会有自豪的感觉吧。”小朱还告诉我，她的家距离莫高窟、月牙泉等地不远，从来没有想到过也像那些游人一样去看看莫高窟内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小朱的心态或者自然流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暗合了敦煌土著乐于一隅、自给自足的传统习性。与之相同，但却耐人寻味的是：笔者身边一些同事和朋友去敦煌返回后，相当一部分人连呼后悔。有的甚至说：“就那些破败的石窟和灰暗不清的壁画，没有什么意思。”这些反映，大抵是世俗的，或许是现代人更加崇尚华丽表象和富贵生活的缘故吧。
冯骥才从莫高窟翩翩而舞的伎乐天中生发的感慨是：“现实被理想化，理想也被现实化。”（《人类的敦煌》）。或许，对于敦煌本地土著而言，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人人敬仰的敦煌艺术，也不是浸润心灵的宗教，而是个人生计和生活质量。对于习惯于走马观花，崇尚视觉快感的普通游客来说，莫高窟那些深奥而奇怪的艺术，乃至所谓的宝藏都不能够在内心和生活阅历上留下痕迹，从而产生了“到此一游”的空洞感和观赏遗憾。但在第一个从藏经洞盗窃和买走大批文物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眼里，小小的藏经洞：“就其分量以及保存之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比。”（《中国沙漠上的废墟》）
在张大千之后奔向敦煌、终生不悔的常书鸿写道：“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我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莫高窟跑去。”（《常书鸿文集》）随后的几十年内，史岩、董希文、李洛、乌密风、周绍森、张民权、潘潔兹、段文杰、郭世清、樊锦诗、霍熙亮、凌春德、范文藻、李承仙、欧阳琳、孙儒涧、黄文馥、史苇湘等人纷纷奔赴敦煌。在莫高窟，耗尽了一生的才华和生命。
敦煌是每一个人的敦煌，但却又在每一个人心中，分解成无数个敦煌。对于张大千、于右任、陈寅恪、常书鸿等人而言，是良知、艺术乃至灵魂的敦煌；对于段文杰、樊锦诗等人，敦煌则更丰富，是艺术、是灵魂，也是责任和使命。而一批批的外来游客内心，则不过是一些散落的先民遗迹和文明显影，抑或仅仅是一处处的名胜古迹。在当地土著看来，因了成千上万，层出不穷的游客，从而能够为自己的世俗生活带来实际利益的敦煌。当一批批的游客来到又离开，敦煌依旧是敦煌，守卫者仍在，生存者仍在，作为人类的和内心的、世俗的和灵魂的敦煌仍在。
杨孙之